日本为什么敢打苏联 | 萧西之水
“诺门坎是什么？就是一群日本人牛X哄哄去跟苏联顶牛，然后傻X哄哄挨打回来。”
第一次听说所谓“诺门坎战役”是在初中。历史老师让每个学生针对自己喜欢的历史事件讲一次课，由于历史课一向是大家的“睡觉课”或者“自习课”，大部分人都是拿着书本照本宣科，随便讲几句就下去了。但有些历史迷还是出于兴趣翻书备课，比如坐在我身后的一位胖子军迷，就给大家讲述了当时班里无人了解的“诺门坎战役”：
1939年8月20日，苏联红军与外蒙古军5.2万人协同542门火炮、438辆各式坦克、385辆装甲车，对哈勒哈河东岸的8千多名日本军队展开全面攻击。由于兵力与火力劣势，日军前线部队几乎全灭，不得不全面撤军；同时，苏联红军也损失了1万多名士兵与400辆坦克、装甲车，无力再战。这是二战远东战场的第一场恶战，而日本与苏联的下一次交手已经是二战行将结束之时了。
诺门坎战役：日本士兵手持九二式重机关枪射击，左侧为一辆被打坏的苏联装甲车
当然，胖子军迷具体讲了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有“牛X哄哄”与“傻X哄哄”这对用法依旧让人记忆犹新。近年来自己涉足日本历史写作，尤其是开始创作《太平洋战争全史》丛书之后，细细翻阅了很多相关书籍，才发现一些深藏在“牛X哄哄”与“傻X哄哄”背后的恐惧心理。
脱离实际：从日苏对抗角度审视日本侵华行动
早在苏联成立时分，日本人就难掩恐惧之情。
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退出协约国，不再参与一战。1918年3月，日本参谋本部出台一份《对远东俄领之出兵计划》，以建立“缓冲国”为目标，希望能在日本军队的扶植下建立一个独立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特殊地区，防止苏维埃红军与日本本土发生直接接触。在这份计划的指引下，日本在1918-1922年出兵西伯利亚，总计7.5万名日本士兵进驻寒冷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旨在干预俄罗斯内战。不过最终，苏维埃红军获得俄罗斯内战的胜利，日本也不得不全面撤军。
西伯利亚出兵：日本出兵海参崴油画
虽然日本在1925年与苏联正式建交，但俄国革命的胜利与共产主义的传播让日本这个具有大量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国家恐惧不已。1926年，日本通过后来被称为“恶法之源”的《治安维持法》，规定试图搞“国体变革”（即推翻君主制与明治宪法制度）的行为最高可以判处死刑。日本政府利用该法律对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大搞镇压，到1929年，近3000名日本共产党员与支持者被捕，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被迫转入地下。
除去政治上敌对之外，苏联也是日本陆军的头号假想敌。早在1907年，日本第一次制定的战略计划《帝国国防方针》将俄国作为第一假想陆军敌国（海军为美国）对待。既然有了假想敌国，自然要尽可能集结全部力量。日本人早期的设想，是联合中国各大军阀一起进攻苏联。恰好“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军阀林立，很多日本军人以军事顾问身份辅佐北洋各军阀（如青木宣纯与袁世凯、本庄繁与张作霖、坂西利八郎与段祺瑞等），只要军阀割据持续下去，就不会对日本产生威胁，日本反而能够通过各种手段调动军阀一起围困苏联。
然而日本人没有想到，中国却成为这套战略之中的突变因素。
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日本在奉天附近的柳条湖地区炸毁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当时日本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
进入20世纪20年代末期，随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内地逐渐走向统一，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日本在华势力备受打击。为了保证自身利益，日本关东军在1928年发动皇姑屯事件，炸死奉系军阀张作霖，但这反而激怒了中国人的情绪，张学良也随即宣布“易帜”，日本在“满蒙”的利益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巨大挑战。
中国虽然只是形式统一，却给日本固有的“对苏战略”造成巨大冲击，日本无法继续在中国北方找到一个固定的合作势力，于是1931年6月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等人便泡制了《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决定以“来年（1932年）春天”为目标招揽张学良政权为己所用，但如果发展为“排日行动”“万不得已时可以进行军事行动”——“九一八事变”只是把这一文件的精神提前到了当年9月进行。
左下为日本陆军少壮派领袖、“对华一击论”倡导者永田铁山，从火车上下来的人是“九一八”事变主谋者、关东军高级参谋、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
围绕未来发展方向，日本陆军形成两种目的相同但手段却完全相反的主张：一是“对华一击论”，旨在以迅猛高压的军事打击迅速摧毁中国军队，使其不再具有反抗能力，进而抵御苏联有可能到来的进攻；二是“对华和平论”，即充分发展日中两国友好关系，继续将中国本土确立为日本的和平大后方，共同抵御苏联。
苏军坦克渡过哈拉哈河
但很明显，两种论调都严重脱离实际，日本没有迅速吃掉整个中国的实力，更不可能在侵略中国东北的情况下与中国继续维持合作关系，甚至伪“满洲国”的成立本身都在反过来推动中苏两国改善关系。从1932年12月开始，“中华民国”政府就与苏联恢复邦交，接下来数年间，中苏军政等界交往日渐频繁，驻苏大使颜惠庆甚至在莫斯科向苏联私下表示：一旦日本与苏联开战，中国将支援苏联。
时任中国驻苏联大师颜惠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于是，日本修正了自己的对苏政策，开始下起一盘貌似“C型包围”的“大棋”：即所谓“西进”政策。
西进挫折：“环状同盟”构想
“西进”政策的原则很简单，即是将目光投放在内蒙古西部、新疆地区，以及阿富汗、高加索等中亚地区，支持当地民族主义者形成亲日政权，进而对苏联以及苏联实际控制的外蒙古地区实现某种意义上的“C型包围”。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与俄国之间在1907年至1916年之间签署四次协约，日本顺利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南满”（中国东北地区南部）与内蒙古东部；到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为了控制中国东北全境而迅速进军当年划分给俄国的势力范围“北满”，威胁到苏联控制。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1935年将中东铁路（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利权售卖给伪“满洲国”，促使日本彻底控制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中国东北有所谓“T”字型铁路一说。其中一横为哈尔滨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早期称为东清铁路），一竖为哈尔滨至大连铁路，日本称为“南满铁路”。
实现第一步以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展开华北自治与内蒙古独立工作，其中华北自治直接引爆了“七七事变”，促成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启，而内蒙古独立则是包围苏联战略的重要步骤。1933年10月，关东军参谋松室孝良大佐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的文件，希望在伪“满洲国”与外蒙古之间建立一个傀儡国家“蒙古国”，旨在“便于帝国（日本）对苏及对华军事行动和政策实施”、“起到牵制苏国之作用”。松室孝良的想法还不仅于此。所谓“蒙古国”一旦成立，必然会促进“中国甘肃省等地回回族”建设“回回国”，再与当时的西藏政权联手，共同形成反苏反共的“环状同盟”。
进军在诺门罕的关东军部队
由于这一时期关东军的主要精力放在所谓“华北自治”问题上，围绕内蒙古问题，日本间接支持主张“内蒙古高度自治”的内蒙古实权贵族德王在1936年2月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并在7月前后编成一支1.3万人规模的军队。不过当年11月“蒙古军”进攻绥远省时却遭到傅作义的晋绥军痛击（绥远事件），不得不暂缓行动，这次挫折让日本人的思路往更远的方向延伸而去。
左为内蒙古苏尼特扎萨克杜棱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中为原东北军蒙古族将领、后投奔日本的李守信，右为日本军官
“环状同盟”的最终目标，是当时同样与苏联有着对立关系的纳粹德国。1934年开始，日本驻德陆军武官大岛浩少将开始与纳粹高层进行接触，由于纳粹高层也需要建立反苏谍报网络，双方关系迅速推进。1935年6月，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派人联络大岛浩，建议两国缔结“反共军事同盟”，此后日德双方多次派遣军人与外交官进行会谈，到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也成为日后轴心国同盟的始源。与《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同缔结的，还有日德“满”三方签署的一份航空协议，规定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与伪“满洲国”惠通航空公司在未来共同开发经营“柏林-罗德岛-巴格达-喀布尔-安西（甘肃瓜州）-新京（长春）-东京”的航空线路，这条路线本身就已经是“环状同盟”的最好注脚了。
日本代表团在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面对日本人在内蒙古、阿富汗甚至德国建立“环状同盟”的努力自然让苏联有所警惕，双方军队在边境地区开始了频繁的武装冲突。从1935年1月开始，日本与苏联军队在所谓“满蒙”边境爆发多次小规模军事冲突，边境形势逐渐紧张起来；1936年3月，苏联与外蒙古政权签订所谓《苏蒙军事互助协议》，随后苏军全面进驻外蒙古，与殖民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形成对峙局面。
诺门罕战役中的蒙军士兵
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虽然让日本主要兵力都投入到了中国内地战场，但与此同时，日本军队也相继出兵内蒙古、山西等地，进一步向“环状同盟”的方向努力，日本高层也密切关注着苏联方面的动态。近年日本出版的《昭和天皇实录》就有所记载，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分，昭和天皇裕仁并不是非常关注华北局势，反而是异常关注同一时期日苏两国在黑河流域的军事对峙（干岔子岛事件）。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
由于自身战略需求，苏联并未干预日本侵华战争，但双方军队的军事冲突却有增无减。1938年7月底至8月初，日苏两军在图们江下游的张鼓峰发生冲突，日本驻朝鲜军隶属的第19师团派遣9000人左右的兵力猛攻苏军3万人，最终失败而回。这起“张鼓峰事件”发生在日本进攻武汉之前，日本陆军高层为防对华作战不力，立即要求前线军队停战。不过很明显，在中国战场上陷入泥潭的日本军队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北进”决战苏联来“建立功勋”。
被俘虏的日军士兵
1939年4月，随着日本与德国、意大利越走越近，内阁也开始谈论是否组建三国同盟事宜，日本关东军自然对“环状同盟”的实现寄予厚望，因而单独出具了所谓《满苏边境纷争处理纲要》，明确提出：“在边界线不明确的地区，由防卫司令官自行认定边界线”，“万一双方冲突，无论兵力多寡、国境如何均应期于必胜”，这种强调进攻的作战原则让“满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的日本军队与“满洲国军”变得十分激进。5月11日，“满洲国军”与外蒙军在内外蒙古的传统分界线——哈勒哈河流域打响第一枪，日本陆军第23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迅速挑起战事，不久之后苏军也应急而动，“诺门坎战役”正式打响。
外蒙军骑兵队
就在诺门坎战役进行过程中的8月23日，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等于是撕毁了日德双方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本想与德国一起构建“环状同盟”的设想也随即落空。这不仅让当时主张“日德意三国同盟”的日本平沼骐一郎内阁下台，也让日本陆军一时间失去了同苏联作战的勇气。最终9月15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署停战协议。
斯大林接见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
在诺门坎战役的打击下，日本陆军不敢继续与苏联直接敌对，陆军内部主流呼声从“北进”转为进攻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半岛的“南进”论，“南进”论也成为日后太平洋战争的始源。两年后的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这两个距离如此相近、又彼此站在敌对阵营的国家一直和平相处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之前，也成为二战史上极为有趣的一幕。
诺门罕战役中的日军士兵
尾声：无疾而终的“关特演”
当然，日本对苏联的侵略计划还有一个余波，那就是1941年7月甚嚣尘上的”关东军特别演习”（关特演）。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彼时已经与德国结盟的日本出现一种呼声，即派遣关东军立即北上对苏联开战。关东军为了准备开战事宜，迅速调集16个师团与1100架各式飞机来到中国东北与苏联边境地段，以“关东军特别演习”名义进行作战准备。日本本以为苏联会把大部分兵力都调往欧洲战场，结果一经调查，苏联在远东地区仍有86万人、超过1700辆坦克与2800架各式飞机，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指挥诺门坎战役的苏联指挥官格奥尔基·朱可夫，他在日后成为苏联联邦元帅，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军事家之一
虽然日本的主要兵力均折损于中国与太平洋战场，与苏联实际交战的战役也少之又少，但在二战之中，苏联才一直是悬在日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二战末期，美国在1945年8月6日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并没有让日本高层悔悟，直到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天皇裕仁才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当晚就决定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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